第44章 榆多勒城
翌日，近万骑番汉唐军自沃野泊开拔北走。
往北途经长泽、白城。
继续北行进一百二十里，抵达可朱浑水源。
这段路程看似是绝地行军，实则密布海子胡泊。
无论唐军汉儿，还是铁勒，党项，早已是走得惯了。
从夏州到经略军驻地的於榆多勒城，再北上通往三受降城，这条道唐军不知踏破过多少次。
只要不突然遭遇极端恶劣的自然灾害，基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加之沿途有水泽、河流持续供给水源，这段行军甚至比从回乐县到百尺、再到长泽的路途还要轻鬆几分。
继续北上，大军经过故阳城泽、突紇利泊、石子岭。
又行进百余里抵达阿颓泉；
自此再往北，途经大非苦盐池。
而如果从大非苦盐池再走六十六里，便到了贺兰驛。
这座驛站是关內、朔方、河曲一带通行的重要枢纽。
不过他们不需要再往北了，在这大非苦盐池之西，就是经略军驻地榆多勒城。
此时经略军因大量军士被抽调南下平定叛乱，对河曲一带的掌控力大幅削弱。
近来派出去的探马数量本就比以往少了许多，且不少探马都没能活著回来，这种情况在各个方向的探马中都有出现。
名义上统辖当地九姓胡人的寧朔郡太守，为翟义方1。
此时翟义方亲自出城迎接李倓入城。
从其人处，李倓了解了当地情状。
当地委任的官员根本无法约束六胡州的部眾。
榆多勒城是开元年间王忠嗣修建的军城，为了便於守御，占地面积同样不大。
李倓率军入城后，留下大部分人马在城外宿营、放牧，同时將城中储备的粮秣、饲料尽数徵调。
他必须儘快让麾下数万马匹补回这一路行军损失的肥膘，而战马补膘离不开精饲料，仅靠吃草远远不够。
不过李倓並未抽调军械、其他物资，以及仍驻守在榆多勒城中的经略军军士。
此时经略军的兵力已降至威慑河曲一带的最低限度，再抽调便会彻底失去对这一区域的基本掌控。
作为寧朔郡名义上的治所，榆多勒城中也有一些昭武九姓之人，多是贩卖葡萄酒、马匹的行商在此驻留。
李倓敏锐地发现，这些人虽样貌仍是粟特杂种胡，穿著打扮与髮饰却已与传统粟特大不相同。
原本粟特人继承波斯风俗，喜好断髮（留短髮），而迥异於汉家衣冠的束髮，与突厥人的披髮。
可眼前这些粟特人却大多披髮，显然已深度突厥化。
这也难怪前世阿史那从礼能以突厥王族的身份，召集河曲六胡州反叛。
洞悉此情，李倓当即下令封闭整个榆多勒城，隨即召集诸位副將、幕僚议事。
原本他打算在榆多勒城先行观望。
充分发挥李抱玉、李抱真在昭武九姓中的影响力，以此为突破口。
先在六胡州的昭武九姓，尤其是安氏族人中寻找內应，再率大军破敌。
但了解到当前局势后，他才意识到，六胡州的叛乱恐怕已蓄势待发，且追隨者不会少数。
事不宜迟，李倓决定先下手为强。
趁著六胡州的叛乱尚未全面燃起，直接一举討平叛逆，充分发挥唐军长驱直入的作战优势。
否则，一旦拖延，只能坐等叛军势力不断壮大，后续平叛將会更加艰难。
李倓心中清楚，歷史上阿史那从礼正是依靠同罗突厥，勾结六胡州部族发动叛乱。
但他们的叛乱並非投靠安禄山，而是意图自立一方，北上攻略河曲一带。
可现在出现了阿史那从礼身亡方黑天鹅事件，这使得叛军內部的许多同罗突厥骑兵並未反叛，反而让叛军內部更为稳固。
更危险的是，安史叛军极有可能派人策动六胡州部族加入。
李倓当即传令麾下番汉军马埋锅造饭，收拢放牧在城外的马匹，备足数日的粮草物资。
隨后便整军出城，直奔宥州城方向而去2。
一路上，回溯宥州此地建制沿革，更是波折不断：
武后长安四年，將羈縻州依州升格为匡州，治所在延恩县，隶属灵州都督府；
神龙三年，又將匡州降为羈縻州，延恩、怀德二县也隨之降为羈縻县；
开元十八年，拆分原匡州地域，重新设置匡州与延恩县，仍隶属灵州都督府；
开元二十二年，改隶属夏州都督府；
开元二十六年，正式定名宥州，用以安置康待宾叛乱后的粟特余部；
天宝元年，宥州改名为寧朔郡，隶属朔方都督府；
寧朔郡下辖延恩、怀德、归仁三县，另外又宥州城原本为州治。
后郡治寄理於经略军驻地榆多勒城。
但原先的州治宥州城仍然存在。
这般反覆的建制变更，足以见得此地治理的复杂程度。
六胡州的原住民本是粟特人，在西域拥有独特的文明与宗教信仰。
但迁徙至寧朔郡的粟特人，却与西域粟特人有了显著差別
他们曾隶属於突厥王庭，文化上已逐渐突厥化。
六胡州有位大首领名叫安普，出身突厥胡部，被唐朝封为定远將军。
他的儿子安金藏，在武后朝时，因酷吏来俊臣诬陷太子李旦谋反，曾剖心明志，力保太子清白。
最终让武后打消了诛杀李旦的念头。
到了玄宗朝，安金藏被封为右驍卫將军，爵封代国公。
不过，这些留居寧朔郡的粟特人与那些进入长安、仕宦於汉家朝廷的粟特贵族不同。
也与此刻效力於李倓麾下的李抱玉、李抱真的族人有別。
他们的习俗已完全游牧化，除了州城以外，不在定居聚落，而是逐水草而居。
生活方式也从传统的擅长经商，转向了崇尚骑射。
后世诗人李益在《六州胡儿歌》中写道：
“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
便是六胡州昭武九姓粟特人突厥化的最佳例证。
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变迁息息相关。
中原腹地的汉人以耕田为主，漠北的突厥、铁勒以游牧为主。
原本在西域的粟特人则是半耕半牧，这都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社会生產方式所造就。
而將他们迁徙到朔方河曲一带后，可耕之地都被汉儿占有，或为唐军军屯。
其余之地大都只適合放牧，他们的生產关係隨之改变，风俗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游牧化、突厥化。
这群人在唐朝平定康待宾之乱后成长起来，如今想要反抗唐朝统治，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后来朝廷將寧朔郡的治所迁到经略军驻地，更说明唐朝在这里的统治，已到了必须依靠军事力量隨时威慑的地步。
1宥州刺史（寧朔郡太守）翟义方，见《唐刺史考全编》卷二三宥州（寧朔、怀德郡）p375
2《元和志》记载；“废宥州，在盐州东北三百里，在夏州西北三百里。”“夏州，西至盐州三百里。”
废宥州就是此时的宥州，可见盐州，夏州，宥州在地图上形成了一个正三角形
往北途经长泽、白城。
继续北行进一百二十里，抵达可朱浑水源。
这段路程看似是绝地行军，实则密布海子胡泊。
无论唐军汉儿，还是铁勒，党项，早已是走得惯了。
从夏州到经略军驻地的於榆多勒城，再北上通往三受降城，这条道唐军不知踏破过多少次。
只要不突然遭遇极端恶劣的自然灾害，基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加之沿途有水泽、河流持续供给水源，这段行军甚至比从回乐县到百尺、再到长泽的路途还要轻鬆几分。
继续北上，大军经过故阳城泽、突紇利泊、石子岭。
又行进百余里抵达阿颓泉；
自此再往北，途经大非苦盐池。
而如果从大非苦盐池再走六十六里，便到了贺兰驛。
这座驛站是关內、朔方、河曲一带通行的重要枢纽。
不过他们不需要再往北了，在这大非苦盐池之西，就是经略军驻地榆多勒城。
此时经略军因大量军士被抽调南下平定叛乱，对河曲一带的掌控力大幅削弱。
近来派出去的探马数量本就比以往少了许多，且不少探马都没能活著回来，这种情况在各个方向的探马中都有出现。
名义上统辖当地九姓胡人的寧朔郡太守，为翟义方1。
此时翟义方亲自出城迎接李倓入城。
从其人处，李倓了解了当地情状。
当地委任的官员根本无法约束六胡州的部眾。
榆多勒城是开元年间王忠嗣修建的军城，为了便於守御，占地面积同样不大。
李倓率军入城后，留下大部分人马在城外宿营、放牧，同时將城中储备的粮秣、饲料尽数徵调。
他必须儘快让麾下数万马匹补回这一路行军损失的肥膘，而战马补膘离不开精饲料，仅靠吃草远远不够。
不过李倓並未抽调军械、其他物资，以及仍驻守在榆多勒城中的经略军军士。
此时经略军的兵力已降至威慑河曲一带的最低限度，再抽调便会彻底失去对这一区域的基本掌控。
作为寧朔郡名义上的治所，榆多勒城中也有一些昭武九姓之人，多是贩卖葡萄酒、马匹的行商在此驻留。
李倓敏锐地发现，这些人虽样貌仍是粟特杂种胡，穿著打扮与髮饰却已与传统粟特大不相同。
原本粟特人继承波斯风俗，喜好断髮（留短髮），而迥异於汉家衣冠的束髮，与突厥人的披髮。
可眼前这些粟特人却大多披髮，显然已深度突厥化。
这也难怪前世阿史那从礼能以突厥王族的身份，召集河曲六胡州反叛。
洞悉此情，李倓当即下令封闭整个榆多勒城，隨即召集诸位副將、幕僚议事。
原本他打算在榆多勒城先行观望。
充分发挥李抱玉、李抱真在昭武九姓中的影响力，以此为突破口。
先在六胡州的昭武九姓，尤其是安氏族人中寻找內应，再率大军破敌。
但了解到当前局势后，他才意识到，六胡州的叛乱恐怕已蓄势待发，且追隨者不会少数。
事不宜迟，李倓决定先下手为强。
趁著六胡州的叛乱尚未全面燃起，直接一举討平叛逆，充分发挥唐军长驱直入的作战优势。
否则，一旦拖延，只能坐等叛军势力不断壮大，后续平叛將会更加艰难。
李倓心中清楚，歷史上阿史那从礼正是依靠同罗突厥，勾结六胡州部族发动叛乱。
但他们的叛乱並非投靠安禄山，而是意图自立一方，北上攻略河曲一带。
可现在出现了阿史那从礼身亡方黑天鹅事件，这使得叛军內部的许多同罗突厥骑兵並未反叛，反而让叛军內部更为稳固。
更危险的是，安史叛军极有可能派人策动六胡州部族加入。
李倓当即传令麾下番汉军马埋锅造饭，收拢放牧在城外的马匹，备足数日的粮草物资。
隨后便整军出城，直奔宥州城方向而去2。
一路上，回溯宥州此地建制沿革，更是波折不断：
武后长安四年，將羈縻州依州升格为匡州，治所在延恩县，隶属灵州都督府；
神龙三年，又將匡州降为羈縻州，延恩、怀德二县也隨之降为羈縻县；
开元十八年，拆分原匡州地域，重新设置匡州与延恩县，仍隶属灵州都督府；
开元二十二年，改隶属夏州都督府；
开元二十六年，正式定名宥州，用以安置康待宾叛乱后的粟特余部；
天宝元年，宥州改名为寧朔郡，隶属朔方都督府；
寧朔郡下辖延恩、怀德、归仁三县，另外又宥州城原本为州治。
后郡治寄理於经略军驻地榆多勒城。
但原先的州治宥州城仍然存在。
这般反覆的建制变更，足以见得此地治理的复杂程度。
六胡州的原住民本是粟特人，在西域拥有独特的文明与宗教信仰。
但迁徙至寧朔郡的粟特人，却与西域粟特人有了显著差別
他们曾隶属於突厥王庭，文化上已逐渐突厥化。
六胡州有位大首领名叫安普，出身突厥胡部，被唐朝封为定远將军。
他的儿子安金藏，在武后朝时，因酷吏来俊臣诬陷太子李旦谋反，曾剖心明志，力保太子清白。
最终让武后打消了诛杀李旦的念头。
到了玄宗朝，安金藏被封为右驍卫將军，爵封代国公。
不过，这些留居寧朔郡的粟特人与那些进入长安、仕宦於汉家朝廷的粟特贵族不同。
也与此刻效力於李倓麾下的李抱玉、李抱真的族人有別。
他们的习俗已完全游牧化，除了州城以外，不在定居聚落，而是逐水草而居。
生活方式也从传统的擅长经商，转向了崇尚骑射。
后世诗人李益在《六州胡儿歌》中写道：
“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
便是六胡州昭武九姓粟特人突厥化的最佳例证。
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变迁息息相关。
中原腹地的汉人以耕田为主，漠北的突厥、铁勒以游牧为主。
原本在西域的粟特人则是半耕半牧，这都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社会生產方式所造就。
而將他们迁徙到朔方河曲一带后，可耕之地都被汉儿占有，或为唐军军屯。
其余之地大都只適合放牧，他们的生產关係隨之改变，风俗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游牧化、突厥化。
这群人在唐朝平定康待宾之乱后成长起来，如今想要反抗唐朝统治，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后来朝廷將寧朔郡的治所迁到经略军驻地，更说明唐朝在这里的统治，已到了必须依靠军事力量隨时威慑的地步。
1宥州刺史（寧朔郡太守）翟义方，见《唐刺史考全编》卷二三宥州（寧朔、怀德郡）p375
2《元和志》记载；“废宥州，在盐州东北三百里，在夏州西北三百里。”“夏州，西至盐州三百里。”
废宥州就是此时的宥州，可见盐州，夏州，宥州在地图上形成了一个正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