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8章 波共的歷史
1918年，当德国革命的消息传到华沙时，波兰社会党左翼的年轻活动家们正在一家地下印刷所里紧张工作。
他们油印的传单標题是：《德意志工人兄弟为我们指明了道路！》。
然而，当时国內的復国激情压倒了一切——毕苏斯基从马格德堡监狱返回华沙，被欢呼的人群奉为民族英雄。
社会主义革命的话语在“波兰独立”的民族主义浪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1919年，柏林红色政权稳固后，德国共產党通过秘密渠道，向波兰左翼组织输送了第一批援助：
印刷机、活动经费、以及三位化装成贸易商的德国同志。
在华沙工人区的一间地下室，二十多名波兰社会主义者接受了第一次系统的军事训练。
“同志们，”德国来的同志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毕苏斯基上台后第一个要镇压的就是我们。”
德国同志的话很快应验。
1919年4月，毕苏斯基政府颁布《国家保卫法》，宣布“所有鼓吹无產阶级专政、反对波兰国家独立的组织为非法”。
社会党左翼、波兰共產主义工人党（kprp的前身）等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但镇压催生了团结。1920年5月，当苏俄红军逼近华沙时，波兰地下左翼各派在华沙郊区沃拉区举行秘密会议。经过三天激烈辩论，他们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决定：
社会党左翼、共產主义小组、部分工会激进派合併，成立“波兰共產主义工人党”（kprp）。
公开层面上，在可能的条件下以“工人与农民联盟”名义参与合法政治；
秘密层面，建立地下军事组织“红色卫队”。
在国际联繫方面，波共同时与莫斯科共產国际和柏林红色德国建立联繫，但强调“波兰革命的自主性”。
毕苏斯基在华沙战役胜利后，对国內左翼政治力量的镇压达到高潮。
1921年至1924年间，波兰秘密警察“二號局”几乎摧毁了kprp的整个中央委员会。
四名政治局委员被处决，十二人被判终身监禁，数百名基层党员消失在监狱中。
然而，两个因素让波兰共產党在严冬中倖存下来。
第一个因素是德国的援助。1921年后，德波关係进入微妙期。
柏林表面上与华沙保持正常外交关係，暗地里却通过多条渠道支持波兰左翼：
在但泽自由市设立“文化交流中心”，实为波兰共產党流亡人员的集结地和情报中转站
通过德裔少数民族社区传递资金和宣传材料
在德国境內培训波兰共產党军事干部。
第二个因素是农村工作的突破。
1923年，在德国同志的秘密指导下，波兰共產党在卢布林地区启动了“农民合作社实验”。
他们绕过当局监管，帮助农民组建地下购销网络，以高於政府收购价10%-15%的价格出售粮食，再用利润购买廉价农具。
到1924年底，这个网络覆盖了三个省的二百多个村庄，为党贏得了第一批坚实的农村支持者。
法国共產党起义及其后组建联合政府的消息，也对波共產生了影响。
在华沙、罗兹、克拉科夫的秘密集会上，党员们激动地討论：“如果法国同志能做到，我们呢？”
但党內路线斗爭也因此激化。
“法国道路派”（以莱什琴斯基为首）主张：
“学习法国同志的经验，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民主阵线，通过议会斗爭与群眾运动结合，逐步取得政权。”
“革命行动派”（以年轻的理论家罗曼·赞布罗夫斯基为首）则批评：
“法国模式是妥协！是投降！波兰需要的是武装起义，是苏维埃！”
以哥穆尔卡为代表的同志则走中间路线：“法国经验要学，但不能照搬。波兰农民占人口65%，我们必须以土地革命为核心，城市工人运动与农村斗爭结合。”
1926年5月，毕苏斯基发动政变建立“萨纳齐”独裁体制时，波兰共產党正陷入激烈內訌，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这成为党的深刻教训。
义大利战役的进程成为波兰共產党战略辩论的试金石。
“法国道路派”指出：“德国和苏联通过支援义大利共產党，证明了国际主义团结的力量。我们应该爭取成为下一个得到国际支援的革命力量。”
“革命行动派”反驳：“但义大利最后分裂了！如果不是德国和苏联直接出兵，意共的同志们根本不可能成功！我们应该要求莫斯科和柏林也对我们提供军事支援！”
关键时刻，德国方面，韦格纳派出特使与莱什琴斯基秘密会面。特使传达了明確信息：
“德国支持波兰的社会主义转型，但我们反对冒险的武装起义。
毕苏斯基政权已经出现裂痕，应该通过政治手段扩大这些裂痕。重点是工会、农民合作社、城市知识界——建立广泛的社会基础。”
1927年3月，在华沙郊外森林举行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经过两周激烈辩论，波兰共產党终於通过了《关於当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史称“三月路线”：
停止路线爭论，確立“在民主反法西斯旗帜下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的总方针
工作重心转移：城市以工会工作为主，爭取合法地位；农村扩大合作社网络；知识分子中建立文化阵线
军事准备限定於自卫，“红色卫队”改组为“工人自卫队”，主要任务为保护党的集会和人员安全
国际联繫多元化：同时保持与德、苏、法、意等国左翼力量的交流，坚持自主决策
“三月路线”很快展现出效果。
在城市，波兰共產党通过渗透和影响，实际控制了全国工会联合会中近30%的地方分会。
在罗兹纺织工人大罢工中，党领导的罢工委员会成功爭取到工资提高12%、工时减少至48小时，贏得了巨大声望。
在农村，合作社网络扩展到五个省，覆盖八百多个村庄。德国提供的良种和农具通过这个网络分销，农民收入普遍提高。作为回报，许多农民家庭开始庇护被通缉的共產党干部。
在文化界，党的外围组织“进步知识分子联盟”吸引了大批作家、艺术家、学者。他们创办的《文化月刊》发行量达到两万份，成为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左翼刊物。
在军队中，秘密工作也取得突破。
通过退伍军人协会和士兵福利组织，党在低级军官和士兵中发展了第一批秘密党员。其中最关键的是在波军总参谋部地图处安插了一名地下党员——正是他，后来提供了波兰军队的详细部署图。
到1927年10月，波兰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份內部评估不得不承认：“共產党已从纯粹的地下顛覆组织，转变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他们在工人、部分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已超过任何合法反对党。”
苏波战爭爆发时，波兰共產党一部分同志欢呼“解放的时刻到了”，主张组织起义配合苏军；更多人担心战爭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反而削弱党的群眾基础。
12月22日，莱什琴斯基在华沙一处安全屋召开紧急政治局会议。会议持续整夜，最终做出五项决定：
反战但不反苏：公开口號是“停止兄弟相残，和平解决爭端”，既反对毕苏斯基的民族主义政策，也不公开支持苏联入侵
人道主义行动：组织“人民救助委员会”，在战区帮助难民，无论其政治立场
军队工作加速：通过地下网络在军队中散发宣传品，主题是“士兵们，你们的敌人不是苏联工人农民，而是华沙的將军和资本家”
国际呼吁：通过德国和法国左翼媒体，呼吁国际调停
保持组织完整：避免任何冒险行动，保全力量
这些决定明智而克制。
当苏军迅速推进时，波兰共產党没有趁机暴动，反而贏得了部分中间民眾的尊重：
“至少这些共產党人没有在国家危难时捣乱。”
而当库利克师惨败、苏军攻势受挫后，党的立场更显前瞻性。哥穆尔卡在党內通报中说：
“现在所有人都看清了：战爭没有贏家。波兰打不贏苏联，苏联也无法轻易征服波兰。唯一的出路是政治解决。”
12月30日，波共收到来自德国使馆的加密信息：“准备谈判。保持克制。这是一次歷史性机遇。”
莱什琴斯基读完纸条，长长舒了口气。
同一时刻，毕苏斯基在贝尔维德尔宫签署了给內阁的指示：
“开始与各政党磋商，包括……波兰共產主义工人党的代表，探討组建全国团结政府的可能性。”
波兰共產党的十年地下运动，终於走到了歷史的聚光灯下。
而在柏林和莫斯科，韦格纳和史达林都在密切关注。他们知道，波兰的试验如果成功，將为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转型提供新范式；如果失败，则可能引发连锁灾难。
1927年的最后一天，波兰上空阴云密布。
但在地下斗爭了十年的共產党人看来，这是黎明前最深的黑暗——而黎明，终將到来。
他们油印的传单標题是：《德意志工人兄弟为我们指明了道路！》。
然而，当时国內的復国激情压倒了一切——毕苏斯基从马格德堡监狱返回华沙，被欢呼的人群奉为民族英雄。
社会主义革命的话语在“波兰独立”的民族主义浪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1919年，柏林红色政权稳固后，德国共產党通过秘密渠道，向波兰左翼组织输送了第一批援助：
印刷机、活动经费、以及三位化装成贸易商的德国同志。
在华沙工人区的一间地下室，二十多名波兰社会主义者接受了第一次系统的军事训练。
“同志们，”德国来的同志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毕苏斯基上台后第一个要镇压的就是我们。”
德国同志的话很快应验。
1919年4月，毕苏斯基政府颁布《国家保卫法》，宣布“所有鼓吹无產阶级专政、反对波兰国家独立的组织为非法”。
社会党左翼、波兰共產主义工人党（kprp的前身）等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但镇压催生了团结。1920年5月，当苏俄红军逼近华沙时，波兰地下左翼各派在华沙郊区沃拉区举行秘密会议。经过三天激烈辩论，他们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决定：
社会党左翼、共產主义小组、部分工会激进派合併，成立“波兰共產主义工人党”（kprp）。
公开层面上，在可能的条件下以“工人与农民联盟”名义参与合法政治；
秘密层面，建立地下军事组织“红色卫队”。
在国际联繫方面，波共同时与莫斯科共產国际和柏林红色德国建立联繫，但强调“波兰革命的自主性”。
毕苏斯基在华沙战役胜利后，对国內左翼政治力量的镇压达到高潮。
1921年至1924年间，波兰秘密警察“二號局”几乎摧毁了kprp的整个中央委员会。
四名政治局委员被处决，十二人被判终身监禁，数百名基层党员消失在监狱中。
然而，两个因素让波兰共產党在严冬中倖存下来。
第一个因素是德国的援助。1921年后，德波关係进入微妙期。
柏林表面上与华沙保持正常外交关係，暗地里却通过多条渠道支持波兰左翼：
在但泽自由市设立“文化交流中心”，实为波兰共產党流亡人员的集结地和情报中转站
通过德裔少数民族社区传递资金和宣传材料
在德国境內培训波兰共產党军事干部。
第二个因素是农村工作的突破。
1923年，在德国同志的秘密指导下，波兰共產党在卢布林地区启动了“农民合作社实验”。
他们绕过当局监管，帮助农民组建地下购销网络，以高於政府收购价10%-15%的价格出售粮食，再用利润购买廉价农具。
到1924年底，这个网络覆盖了三个省的二百多个村庄，为党贏得了第一批坚实的农村支持者。
法国共產党起义及其后组建联合政府的消息，也对波共產生了影响。
在华沙、罗兹、克拉科夫的秘密集会上，党员们激动地討论：“如果法国同志能做到，我们呢？”
但党內路线斗爭也因此激化。
“法国道路派”（以莱什琴斯基为首）主张：
“学习法国同志的经验，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民主阵线，通过议会斗爭与群眾运动结合，逐步取得政权。”
“革命行动派”（以年轻的理论家罗曼·赞布罗夫斯基为首）则批评：
“法国模式是妥协！是投降！波兰需要的是武装起义，是苏维埃！”
以哥穆尔卡为代表的同志则走中间路线：“法国经验要学，但不能照搬。波兰农民占人口65%，我们必须以土地革命为核心，城市工人运动与农村斗爭结合。”
1926年5月，毕苏斯基发动政变建立“萨纳齐”独裁体制时，波兰共產党正陷入激烈內訌，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这成为党的深刻教训。
义大利战役的进程成为波兰共產党战略辩论的试金石。
“法国道路派”指出：“德国和苏联通过支援义大利共產党，证明了国际主义团结的力量。我们应该爭取成为下一个得到国际支援的革命力量。”
“革命行动派”反驳：“但义大利最后分裂了！如果不是德国和苏联直接出兵，意共的同志们根本不可能成功！我们应该要求莫斯科和柏林也对我们提供军事支援！”
关键时刻，德国方面，韦格纳派出特使与莱什琴斯基秘密会面。特使传达了明確信息：
“德国支持波兰的社会主义转型，但我们反对冒险的武装起义。
毕苏斯基政权已经出现裂痕，应该通过政治手段扩大这些裂痕。重点是工会、农民合作社、城市知识界——建立广泛的社会基础。”
1927年3月，在华沙郊外森林举行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经过两周激烈辩论，波兰共產党终於通过了《关於当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史称“三月路线”：
停止路线爭论，確立“在民主反法西斯旗帜下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的总方针
工作重心转移：城市以工会工作为主，爭取合法地位；农村扩大合作社网络；知识分子中建立文化阵线
军事准备限定於自卫，“红色卫队”改组为“工人自卫队”，主要任务为保护党的集会和人员安全
国际联繫多元化：同时保持与德、苏、法、意等国左翼力量的交流，坚持自主决策
“三月路线”很快展现出效果。
在城市，波兰共產党通过渗透和影响，实际控制了全国工会联合会中近30%的地方分会。
在罗兹纺织工人大罢工中，党领导的罢工委员会成功爭取到工资提高12%、工时减少至48小时，贏得了巨大声望。
在农村，合作社网络扩展到五个省，覆盖八百多个村庄。德国提供的良种和农具通过这个网络分销，农民收入普遍提高。作为回报，许多农民家庭开始庇护被通缉的共產党干部。
在文化界，党的外围组织“进步知识分子联盟”吸引了大批作家、艺术家、学者。他们创办的《文化月刊》发行量达到两万份，成为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左翼刊物。
在军队中，秘密工作也取得突破。
通过退伍军人协会和士兵福利组织，党在低级军官和士兵中发展了第一批秘密党员。其中最关键的是在波军总参谋部地图处安插了一名地下党员——正是他，后来提供了波兰军队的详细部署图。
到1927年10月，波兰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份內部评估不得不承认：“共產党已从纯粹的地下顛覆组织，转变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他们在工人、部分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已超过任何合法反对党。”
苏波战爭爆发时，波兰共產党一部分同志欢呼“解放的时刻到了”，主张组织起义配合苏军；更多人担心战爭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反而削弱党的群眾基础。
12月22日，莱什琴斯基在华沙一处安全屋召开紧急政治局会议。会议持续整夜，最终做出五项决定：
反战但不反苏：公开口號是“停止兄弟相残，和平解决爭端”，既反对毕苏斯基的民族主义政策，也不公开支持苏联入侵
人道主义行动：组织“人民救助委员会”，在战区帮助难民，无论其政治立场
军队工作加速：通过地下网络在军队中散发宣传品，主题是“士兵们，你们的敌人不是苏联工人农民，而是华沙的將军和资本家”
国际呼吁：通过德国和法国左翼媒体，呼吁国际调停
保持组织完整：避免任何冒险行动，保全力量
这些决定明智而克制。
当苏军迅速推进时，波兰共產党没有趁机暴动，反而贏得了部分中间民眾的尊重：
“至少这些共產党人没有在国家危难时捣乱。”
而当库利克师惨败、苏军攻势受挫后，党的立场更显前瞻性。哥穆尔卡在党內通报中说：
“现在所有人都看清了：战爭没有贏家。波兰打不贏苏联，苏联也无法轻易征服波兰。唯一的出路是政治解决。”
12月30日，波共收到来自德国使馆的加密信息：“准备谈判。保持克制。这是一次歷史性机遇。”
莱什琴斯基读完纸条，长长舒了口气。
同一时刻，毕苏斯基在贝尔维德尔宫签署了给內阁的指示：
“开始与各政党磋商，包括……波兰共產主义工人党的代表，探討组建全国团结政府的可能性。”
波兰共產党的十年地下运动，终於走到了歷史的聚光灯下。
而在柏林和莫斯科，韦格纳和史达林都在密切关注。他们知道，波兰的试验如果成功，將为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转型提供新范式；如果失败，则可能引发连锁灾难。
1927年的最后一天，波兰上空阴云密布。
但在地下斗爭了十年的共產党人看来，这是黎明前最深的黑暗——而黎明，终將到来。